刻在寧夏外交史上的二十四件事

絲綢古道上的寧夏 寧夏與國際間的交往歷史，最早可以上溯至2000多年前的漢代。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的“絲綢之路”壯舉中，寧夏境內震響過“絲路”駝隊緩緩行進的駝鈴聲；黃河流域古代文明、古代波斯文明、古代希臘文明和歐亞草原古代文明等，都在寧夏留下了深深的印跡。 “絲路”始發長安，通常沿渭水而行，穿越甘肅河西走廊至敦煌，而后再分南北兩道分馳安息（今伊朗）和疏勒（今新疆喀什）最終匯聚于古羅馬。由于萬山阻隔，駝隊選擇容易通過的山口而行，寧夏固原地區便是長安至河西之間平坦易行的捷短路線之一。 南北朝時期，西域各國使節、客商、僧侶多經高平鎮（即今寧夏固原市）來中國者絡繹不絕。北魏正光年間（520～528年）)，高平起義領袖萬俟丑奴稱帝，截獲吠噠國經高平的使者及朝貢北魏的一只獅子，所以改年號為神獸元年（528年）。從波斯運一只獅子至高平，路程萬余里，籠裝車載，高平便是輜重通行的大道。 隋唐時期，絲綢之路上東西方商貿和文化往來空前繁榮。唐代在“絲路”上長安至河西段每15公里設一驛，主要運送中外使節、各級官吏、傳遞公文信函。設在寧夏蕭關（今固原市）驛站規模最大，其驛道穿越今寧夏境內的固原市原州區、海原縣。 唐末至五代，絲綢之路經靈州（今寧夏靈武市）向西，由青銅峽過黃河；或經今銀川，西越賀蘭山，從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境內至肅州（今甘肅酒泉）。 北宋、西夏、元、明、清的陜甘驛道，寧夏六盤山地區始終是東西方交通的要道。 “回回客”的到來 寧夏是中國唯一的回族自治區。 回族是由中國國內及國際間的多種民族成份在長期歷史發展中融合形成的民族。 “回回族”是古代中國其它民族對回紇人的俗稱。回族也是回回民族的簡稱。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及其在中國的發展，對回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紐帶作用。由于“絲綢之路”的發展，寧夏便是歷史悠久的回族聚居區。早在宋代、西夏時期，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大食人在寧夏一帶經商定居。他們是回族的先民。 十三世紀的元代，大批中亞細亞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被征為軍士、工匠，再加上被俘虜的婦孺，與蒙古人一起，遷到寧夏平原和六盤山區屯，“所部士卒十五萬人，聞從而信教者居其大半”（《比多桑蒙古史》）。由此可見，元代的寧夏境內，既駐有回回軍，還有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古軍隊。 《明會典》載，明朝下令：“蒙古、色目人氏（即回族先民）既居中國，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這本是為了對少數民族強行同化，結果由于回漢通婚，不僅沒有限制回族，反而使回族人口不斷增加。到了清乾隆年間，“寧夏至平涼（今甘肅平涼市）千余里，盡系回莊”。回回民族的逐步形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增添了新的成員，既引進了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文化，也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回族風情。 蒙古大汗與西夏 公元1038年至1227年間，中國西北有一個宋、遼（金）鼎立的王國──大夏，建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因其地處西北黃河以西，史稱西夏。西夏疆域約83萬平方公里，國力強盛，軍事發達，被鐵騎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大汗鐵木真（成吉思汗）視為重大威脅。蒙古大軍先后六次攻夏，最終使西夏王國在蒙古帝國的浩劫中灰飛煙滅。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在攻克西夏征途中患病死于今寧夏六盤山區。 馬可•波羅游西夏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于中國宋、遼、元時前來中國旅行，著稱后世的《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了馬可•波羅在西夏都城興慶府游歷的片斷。西夏國力強盛時期，城市的發展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以畜牧業為主的西夏，皮革、毛織是主要的手工業，生產氆氌（毛皮衣服、座墊）和毛褐（皮裘、短衣）。《馬可•波羅游記》中稱贊西夏織造的駝毛布為“世界最佳美”，遠銷“契丹及世界各地”。 外國洋商在寧夏“探險” 1879年，駐天津英國洋行買辦葛禿子首次到寧夏石嘴山“探險”。他看到當地人將羊毛漚為糞土，即賒購4萬斤運往天津銷售而大發其財。此為外國洋商第一次在寧夏購買資源。1880年，葛禿子在寧夏開設了高林洋行，其后其它一些國家在寧夏發展的洋行有十多家，每年從寧夏買走皮子百萬張、羊毛二千萬斤左右。 外國傳教士在寧夏 1879年，天主教將甘肅劃為該教在中國傳教的第二區，由比利時籍韓教主在涼州(今武威)設總教堂。基督教亦分別在蘭州、寧夏、西寧設三個布道區。比利時傳教土閔玉清、桑掛蘭由綏蒙進入寧夏平羅縣五堆子、新崖子一帶進行傳教活動。 1883年，羅馬教廷將中國塞北劃為東蒙古教區、中蒙古教區和西南蒙古教區，寧夏府隸屬西南蒙古教區。首任主教為比利時籍神甫德玉明，三盛公教堂為主教堂。 日本僧人踏訪寧夏 1897年11月，日本國島根縣學僧能海寬來華乘船經上海至重慶，之后徒步行歷西部渝、川、陜、甘、寧、青、黔、滇8省區，行程萬里，在寧夏期間，已是1900年7月，曾在隆德縣停留。《能海寬遺稿》中記錄了他在寧夏的見聞。寧夏留學生反對清政府的賣國行為1905年，清廷增派出國留學生，全國共1140名，其中甘肅為30名，另分給寧夏駐防滿營六名。1906年12月，陜甘旅日本東京留學生，從日本的報紙得知陜甘總督升允，私自將蘭州至寧夏達包頭的黃河航運權出售給比利時商人，學生團體致電清政府外交、郵傳兩部，強烈反對升允的賣國行為，要求清政府籌資自辦黃河航運事業。 外國“探險家”與西夏文物 西夏歷史是千百年來被世人探尋的不解之謎。其原因，一是西夏王國被蒙古大軍放火毀滅，二是史籍資料缺乏。 但是，在中國西夏文書庫──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的近萬件西夏原始文獻資料，1908年至1909年，被沙皇俄國軍官柯茲洛夫從一座古塔中劫走，西夏文刊本和寫本數達8000余號；其中，有西夏自撰的《天盛年改定新律》、《官階封號表》等書和西夏文物100多件。 1915年，英國人斯坦因帶著“探險隊”來到黑水城，再一次劫走了大批西夏文物和資料。英國學者彼得•霍普科所著《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一書中稱：科茲洛夫和斯坦因“從絲綢之路上湮沒了的城市和石窟中搬走的壁畫、手稿、塑像和其他珍寶，確定可以說是數以噸計的”；“這一大量的中亞收集品，今天至少分散在世界上十三個不同國家的博物館和文化機構里，而其中的一些……已經糟踏得不成樣子”。 寧夏征收洋行稅 1915年，外國洋行“新泰興”、“仁記”二行在石嘴山設立羊毛加工打包廠。 1916年，甘肅省派文豹隱到寧夏石嘴山設立皮毛公賣所，按5%稅率征收洋行皮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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