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趣雜憶

俗說民以食為天，吃了五十多年飯，與吃有關的趣事自是不少，有幾件事至今想來還覺得好笑。南翔饅頭 1974年到上海上學，報到后認識了臨時同室的銀川老馬、西安老時、大理老鮑，相約明天一起去逛街，見識一下大上海。 第二天四人先逛了南京路，然后又到了老城隍廟，當時已叫“豫園”。到豫園時已是中午，大家商量得先填飽肚子再游園。向人一打聽，說是豫園最有名的食品是五香豆和南翔饅頭。先買一包五香豆嘗嘗，甜咸辣硬，味道實在不敢恭維。抬頭看見南翔饅頭店匾額，顧不得人多鐵了心進去排隊。一看所謂“南翔饅頭”其實不就是小籠包嗎？可再想想也對，想當年諸葛亮發明的饅頭本來就是有肉餡的嘛。見食客太多我們四個人作了一個分工：兩人排隊，兩人占桌。老馬和老鮑歷盡艱辛總算占到了一張方桌，我和老時也排到了交費口。收款員問“儂要幾客？”時我就糊涂了。老時父母原是上海交大的，后調到西安交大，因此能聽懂一點兒上海話。一問方知這饅頭不論斤兩只論“客”，現在已記不得一客是二兩半還是三兩半了，反正當時覺得特別扭。都是二十出頭的大小伙子一客哪能吃得飽？那時窮學生無師自通自覺實行aa制，溝通了一下后好像我和老時各要兩客，老馬和老鮑是“體育棒子”都要了三客。交款時收款員看我們的眼神兒就有點兒不對，可我們那時眼里只有包子哪還顧得了別的？ 一會兒包子上來，把我們也嚇了一跳：每個人面前都高高地摞起了七、八個小籠屜，四摞籠屜把桌子堆得像個小山一樣。還沒等我們開吃，身后就圍起了很多看熱鬧的人，像看稀有動物一樣指指點點，嗚里哇啦地用上海話議論紛紛。我們心知是在嘲笑我們這幫鄉下佬，都故意表現得坦然自若。那正是豪氣滿懷小覷天下的年紀，四個人圍著方桌各踞一方，甩開腮幫子大吃，還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那天的包子也香，我們吃得也爽，真叫作酣暢淋漓。故意把一桌包子吃得一個不剩，老鮑還叫添湯來喝。其實肚里早就沒地方了，哪兒還喝得下湯？我們每人喝了幾口，就在一片驚嘆聲中心滿意足地起身離座了。 那天整個兒一個下午，我們的心情都特別好。后來對上海的生活習慣了，就再沒那樣痛快地吃過包子了。 2005-9-30辣糊子 也是到上海不久的一個星期天，我和大理老鮑、蘭州李權相約上街去買東西。 南京東路快走完的地方有個第一食品商店。我們進去轉了一圈兒，老鮑就發現白斬雞很便宜，堅持要買半只。我和李權知道這老兄有點兒酒癮，加上他又是帶薪讀書比我們有錢，也樂得他請我們打打牙祭。 走到中午，又餓又累又熱，在南京西路附近的小胡同里隨便找了一家陽春面小店就進去了。上海的面分為陽春面、牛肉面、大排面等多種名目，其實都是在光面上澆一勺不同的湯菜或肉類。最好吃的當然是大排面，上海說的大排就是一點兒脊骨連著北方叫“里脊”的一大片瘦肉。這次我們有白斬雞在手，自然就不要大排了，要了三碗光面。老鮑的黃酒也是自帶，裝在身上的軍用背壺里。每張桌子上有一茶壺“辣糊子”，是用鮮辣椒加鹽磨成的糊，有點兒微辣。我們要的光面就是白水煮掛面，連咸味都沒有，不加調料本來是沒法兒吃的。可拌上辣糊子，就著白斬雞，對我們來說那就得算名副其實的美餐了。飯店的前廳服務員是個穿白大褂的老頭，在我們買光面時就橫眉立目地瞪我們。只是我們當時還沒有經濟頭腦，不知他所為何來。偏偏鮑、李二位都嗜食辣，滿滿一壺辣糊子都拌在面里還嫌不夠。老鮑大大咧咧地拿著空壺到柜臺要再添一壺，不料那老頭突然爆發了，沖著我們一頓吼。可是我們剛到上海還聽不懂上海話，加上老頭的上海話又特別地道，我們是一句沒聽懂。老鮑還以為人家聽不懂他的話呢，連說帶比劃地反復說明要辣糊子。互相比劃了半天，總算弄明白了。原來飯店每桌上午和下午各供一壺辣糊子，我們買光面飯店根本不賺錢，又把本應該一下午的辣糊子吃光了，老頭早就怒氣在胸口難開。現在又不識時務地要求添一壺，怎怪得人家發火？ 老鮑還要與那老頭據理力爭，我上前打圓場，說要不這樣吧，我們給你交一毛錢，請再給我們添一壺好不好？誰知我這樣一說老頭卻又沖我發火了，嘰哩哇啦地喊了一通。這回我們都聽明白了：規定辣糊子是免費的，不能收錢。我說那你看這事兒怎么辦呢？我這一問竟把老頭兒問住了，唔唔了半天，憋得臉紅脖子粗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還是李權有韜略，不聲不響卻暗度陳倉，已從臨桌抄了一壺辣糊子吃起來，還叫我們快來吃吧，吵什么吵。我與老鮑見問題解決就歸座繼續吃飯，丟下老頭在一邊獨自生悶氣。 一壺辣糊子讓我們初步領教了上海人名不虛傳的認真和小氣。二十五年后在蘭州再次見到李權時，他還問我記不記得當年的辣糊子事件呢。 2005-10-8吃蛇記 現在吃蛇已算不上什么稀罕了，隨便找一家粵菜館都可以吃到蛇。可在我讀書的時候由于人們的生活水平還很低，大眾飯館都不多，有蛇餐的恐怕全國也沒有幾家，而且老百姓也享受不起。聽廣東同學把吃蛇說得跟龍肝鳳髓般，惹得我們幾個北方佬心直癢癢，必欲一吃為快。 那時候老百姓要吃蛇得自力更生。1975年在安徽黃山實習的時候蛇很多，草蛇、腹蛇、竹葉青，一米多長的“五步倒”比胳膊還粗。每天勘測回來的路上經常要打死幾條攔路蛇。但那時實在是工作太忙，顧不上吃，打死了就用測量的花桿往山下一挑了事。有一個星期天，我和寧夏老馬在小水庫邊打到一條兩米多長的大蛇，足有十多斤重。抬回去交給了當地的上海知青，說好了請他們做好后一起吃。結果知青不守信用做好后偷偷獨吞了。 1976年接受了南匯縣惠南大橋的設計任務，吃住在惠南鎮附近的一處桃園里。那時工作比較輕松，我的行李里總帶著些魚鉤、魚線，星期天約幾個同學、砍幾枝青竹便在縱橫交錯的河浜里釣魚。有一天釣魚時腳邊游出一條一米多長的蛇，大家七手八腳地打死了，丟在一邊。班上最淘氣的新疆周全看見了，就掛在旁邊的竹枝上剝了皮，拿著一條晶瑩的白肉說肯定非常好吃。那時何浜里的魚很難釣，大家釣不著魚正無聊，聽周全這樣一說都鉤起了吃蛇的興趣，紛紛圍攏過來。燒蛇得有炊具，可全班只有吐魯番的馬全德有鍋和煤油爐。一提老馬大家都面露難色：此公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信不過學校的清真食堂才自己置辦了炊具自己做飯吃。每年齋月還嚴格守齋，當時在同濟大學也算得是絕無僅有的一位。他的鍋別人碰過他都要用堿水反復洗，跟他借鍋和與虎謀皮差不多。周全說那是他老鄉他能搞定，不一會兒就真的把煤油爐和鋼精鍋、還有一些油、鹽之類拿到竹林里來了。驚奇之余大家也沒多問，紛紛上手來了個“油煎蛇段”。不斷有人支招，有的說不能沾鐵器，就折竹枝作鍋鏟；有的說不能見天日和灰垛，又找來草帽遮在鍋上。小竹林里炊煙裊裊，香氣四溢。煎好了大家爭先品嘗，那時覺得確實好吃得沒法形容。 晚上大家心滿意足地回味吃蛇的滋味時，遠遠聽見馬全德的咆哮聲。果然鍋是周全這小子趁老馬不在偷著拿出來的。 2005-10-11食在九江 1976年秋天，我們到九江去做長虹路等四條道路的設計實習。當時九江市城建局剛建成新辦公樓，我們就先住在那空樓里，吃飯在城建局食堂入伙。 去九江之前只聽說四川人、湖南人喜食辣椒，不知道江西老俵也嗜辣如命。在食堂吃飯可苦了我這個不善吃辣椒的北方人。一盤炒蘿卜片連四分之一都吃不了，還辣得涕淚橫流。更別扭的是城建局食堂每星期天休息，我們就只能自尋方便了。那時九江城市很小，才十幾萬人，商業只有一條小街。我曾想尋找宋江飲酒題反詩的“潯陽樓”，不一會兒就從街西頭走到了街東頭。吃不起飯店，開始時我們到星期天都是在路邊食攤上買點兒包子、鍋烙之類對付一天，可時間一長就發現了竅門。 九江的長江大壩外，也許就是那白居易當年“潯陽江頭夜送客”的所在，每逢星期天都有大集。賣農副產品的市場一眼望不到邊，連湖北的人都開著船來賣東西。當時九江人的收入相當低，我們設計的道路雇福建人來修，十分繁重的勞動還得自帶工具，一天的工錢才給七毛錢。因此當地市場上的東西也特別便宜。賣的東西除了五谷雜糧外最多的就是魚，其中鯉魚最貴的是一斤重左右的，大約三毛多錢一斤，再大或小就都便宜了。可能是大的魚一般家舍不得買，一條五、六斤的大鯉魚講講價只要一元多錢，決不會超過一元五。甘棠湖壩上有一家飯店叫“得月樓”，歸城建局管。我們天天從門前經過，開始時注意到它是因為飯店與《滿意不滿意》電影中的飯店同名。后來發現這飯店有“來料加工”業務：常有市民提了活雞活魚來宰殺加工，加工后只收一毛錢。老馬去打聽了一下，也可以直接在飯店做成菜。下一個星期天我們先睡了個懶覺，起床后幾個人就直奔長江邊，挑大個的鯉魚買了一條。得月樓的老師傅過了秤，說可以點四個菜，也不限于魚。得月樓的炒菜最貴的也不超過五毛錢。那時候我們還都不懂得喝酒，連魚帶肉點了四個菜，每人要一碗大米飯，六個人就美美地吃了一頓。吃完一算，每人才合三毛多錢。后來幾乎每個星期天我們都照此辦理，渡過了不少美妙的時光。 直到后來又有人發現在九江用全國糧票換大米，一斤換一斤不用花錢。越來越多的人紛紛自辦伙食，我們這個美食聯盟才算解體。離開九江到現在屈指已經三十年了，盡管此后再沒去過九江，卻時時懷念在九江那三個多月美好的時光。那美麗的甘棠湖、白水湖，還有那獨特的建在湖中的博物館，時常會浮上腦際。不知九江現在變成什么樣了？ 2005-10-12望而卻步 聽說有一種吃法叫“吃霸王餐”，袋里沒錢也到飯店擺闊，大嚼一頓完了就抹抹嘴說“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我等讀書人沒這魄力，自然要斯文些，吃前先掂掂錢袋重量，再看看飯店的氣派。審時度勢后量力而行，有時難免知難而退。但進得山多終遇虎，記得我曾有過兩次魯莽地闖進去又望而卻步的經歷。 第一次是1980年新年后，市里幾個部門聯合到深圳考察，在廣州住了好幾天。北方人到廣東，第一個不習慣是吃飯。那時一天的伙食補助才幾角錢，圖便宜總在路邊攤檔上吃云吞，就是煮半熟的餛飩。幾天下來團里好幾位不慣茹毛飲血的都有點兒堅持不住了。同團有一位開發公司的王總，月工資100元算高收入了，為人隨和，主動提出請我們幾個年輕的到飯店“搓一頓”。吃粵菜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蛇，那次住的是中山五路的榕園賓館，離著名的“蛇王滿”不遠。一說吃蛇一呼百應，我們七、八個人立即意氣風發地向已改叫“蛇餐館”的飯店出發，老王走在最前面。誰知等我們走到飯店門前剛要進去，老王卻從里面出來了，兩條長胳膊一伸把我們也都攔了出來。我們急問怎么了，他一言不發領頭只管走。作東的走我們也只好跟著，走了好長一段路，才最后在一個小飯館里落座。老王點了幾個菜，我們邊吃邊問，說好的吃蛇怎么又跑到這兒來了？老王一臉苦相地說，最便宜的菜都四十多元，咱們七、八個人總不能就點一個菜吧！ 還有一次是1986年我回同濟進修，三個月后學校組織一次考察。說是組織，實際是推薦了“蘇—錫—常”、“南—鎮—揚”、“寧—紹—杭”三條路線由同學自己去走。我因為往北走得多就選擇了南線，同行的還有三位，都是北方同學，現在已記不得姓字名誰了。只記得其中一位是新疆的，一位是淮陰的。吃了幾天街邊的小店，新疆那位就覺得有點兒對不住自己了，執意要找一家像樣點兒的飯店吃一頓，也算沒枉來寧波一次。在街上向路人打聽，路人隨手一指道：“喏，狀元樓”。抬頭一看，馬路對面一座斗拱飛檐的古典式小樓，掛著紅燈籠，匾額上大書“狀元樓”三個字。我們四個未辨好歹，冒冒失失地就一腳踏了進去。一進門就覺得不太對勁，沒有慣常飯店鬧鬧哄哄的場面。迎面是一個中堂，兩邊掛著對聯，下面擺著香案，寂靜無人。這時兩邊各出來兩個古裝的侍女，彩裙飄飄，發髻高挽，低眉躬身地請我們往里面走。我等山野村夫哪見過這個陣勢？心知情況不對囊中羞澀，忙稱“對不起，走錯了”轉身就走。走了很遠我們四目相對不約而同地發出了開懷大笑。 2005-10-14一盤苦澀的炒菜 1971年，是我在工廠學徒的第二年，津貼費由每月18元增至20元。那時年輕又沒有家庭拖累，應當說過得還算寬裕。 因為住獨身宿舍，每天下班后不急著走，先在車間打乒乓球或玩“克朗棋”什么的。玩到八點多鐘，出了一身透汗，在車間洗個澡，然后才去廠內中心食堂吃飯。 話說這一天，我又是晚上九點多來到廠內食堂。但見偌大的食堂里只有七、八個人吃飯。掃了一眼，見都是相熟的老獨身，我買了六兩蒸大餷子飯（玉米）和一盤炒菜也過去一起吃。現在已回憶不起是什么炒菜了，反正當時炒菜都是一角錢，燉菜都是五分錢。我們平時總是吃五分錢一碗的燉白菜、蘿卜什么的，吃炒菜算是改善生活。我和先來的打了招呼，坐下來邊吃邊談著各自當天的見聞逸事。還沒吃幾口，那幾個人忽然都不說話了，只顧低頭往嘴里猛扒拉飯。我背對門口還不知道怎么回事兒，錯愕間他們都已吃完，把碗一推招呼都沒打全匆匆走了。一回頭才看到有一個人，左手一碗高粱米飯，右手一碗白菜湯，正向這桌子走來。 這下我才明白他們為什么急急忙忙逃跑了。來者非是旁人，正是廠黨委書記張達開。這位書記是個從里左到外的領導，有一次他和他老婆一起從北京出差回來，工廠的小車去接站，他硬逼著不夠坐小車級別的老婆去擠公共汽車，自己坐小車回來。那時正是左道暢通的時候，這事當時還作為大公無私的典型事跡在宣傳。齊齊哈爾車輛廠是鐵道部直屬大廠，他弟弟又是裝甲兵司令員，因此這位書記當時在全國鐵路系統和市里都紅得發紫。張達開也喜歡深入基層，但表演的成分居多。工人們受不了他的左，都有些怕他。見他也坐到了這桌，我也趕緊低頭吃飯。還沒吃幾口，他就說話了：“小伙子，哪個車間的？”“建筑的。”“滿徒了嗎？”“還沒有。”我盡量少說為佳，怕節外生枝。哪知他一聽我說還沒滿徒，就“啪”的一聲把筷子拍在桌子上發了火：“啊！還沒滿徒你就吃炒菜？”接著就開始了艱苦樸素和革命傳統教育。我低頭不語只管快吃，這時當然一粒飯也不敢剩。平時難得買的炒菜這時吃在嘴里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了。整個食堂里就我和他兩個人吃飯，其實是他在慷慨激昂地說，我一個人在吃。遠遠地瞟見售飯的服務員在窗口里探頭探腦。好不容易把飯菜都吃光了，我趕緊起身頭也不回地逃出了食堂。我往出走的時候還聽到他在身后大聲地說著，說的什么我是一句也沒聽清。 后來好幾天，宿舍的人見到我都幸災樂禍地拿此事當笑談，食堂打飯的師傅見到我也會意味深長地咧嘴一笑。 2005-10-19古蘭經 1976年底，我們從九江結束實習回到上海。那時“四人幫”已經被粉碎了，以蘇振華、彭沖等領導為首的工作組接管了上海的政權。學校也進駐了工作組，原來的校領導都被抓起來了。街上不斷地有“擁護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英明決定”的群眾游行，聽說也有死硬的“四人幫”分子搗亂破壞。剛從平靜的九江回來，對上海的紛亂復雜一下子還有點兒不太適應。 回上海沒幾天，就趕上一次向中央表態的大型活動，全市幾十萬人齊聚人民廣場開大會。從同濟大學列隊步行到人民廣場，走了多半天，個個累得腿像灌了鉛。大會是晚上開，在廣場又等了很長時間。周圍全戒嚴了，哪兒也去不了，到開會時大家都已經餓得前心貼后心了。大會結束時已是晚上十一點多，開完會就地解散。人員陸續散場后就到了下半夜快一點了。上海同學和愿意跟去找宿的、有點兒門道的都走了，最后就剩下了我們幾個無家可歸的倔巴漢子。那時什么公交車都沒有了，此時一想到再走回學校去就連腿都軟了。站在空曠的廣場上，這才體會到上海深冬料峭的寒風是多么刺骨。當時的當務之急是找點兒能填填肚子的東西，我們幾個人轉了幾條街都勞而無功。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鄭州老李忽然胸有成竹地說：你們跟我來吧，包你們吃到熱乎飯。 老李是我們班年紀最大的一個，經歷最豐富，心眼兒也最多，平時也好開點兒玩笑、搞點兒小惡作劇什么的。話說回來大學生誰不開玩笑、搞惡作劇？對此自然都有一定的抵抗力。雖然大家不太信他的話，可此時是死馬當作活馬醫。我們五個人就像陷在八陣圖里的陸遜遇著了黃承彥一樣，跟著老李直奔福州路。福州路上書店多，是我們經常光顧的地方。中段有一家相當不錯的回民飯店，此時早已關門閉戶了。到了這家飯店門前，老李就上前敲門。我們心里都半信半疑，莫非這小子與飯店經理是親戚？敲了好一會兒，出來一位頭戴白帽的老者，邊開門還邊扣著衣服紐扣。只見老李也不搭話，右手往胸前一按，就嗚里哇啦地說了一大堆不知什么語。奇怪的是那老者也不問，聽完后就把我們讓進屋里坐下，自己進里面忙活去了。除了老李怡然自得外，我們幾個都是面面相覷，不知主何吉兇。功夫不大，老者從里面出來了，給我們每人端上一大碗香噴噴的面條，每碗里還埋著一只荷包蛋。見人家深更半夜地爬起來專門給我們做了飯，我們幾個自然是感恩不盡，忙爭著付錢。那老者先是堅持不收，后來見我們誠心誠意執意要交，就像征性地收了一點兒。還直說“我是打更的，不會做什么，你們多擔待”這樣的話。真沒想到半夜三更的竟真的吃到了熱湯面，而且還像對自己家人一樣。我們幾個如在云里霧里，邊吃邊琢磨老李這家伙到底玩的什么鬼花活。可能也是餓到份了，那面條連湯帶水簡直香不可言。我們一個個風卷殘云般地吃完了，又謝過了那老人才從飯店出來，此時已是后半夜兩點多了。 出了飯店我們一齊迫不及待地問老李：你小子到底搞的什么鬼？嗚里哇啦的念的什么東西？只見老李覥然一笑“沒什么，我念了一遍古蘭經。” 這事兒現在想來多少有點兒慚愧。但那時年輕，肚里有了食，身上也暖和過來了，走到街上好像腿上又有了使不完的勁。幾個小時的路程，我們一路馬不停蹄連夜趕回了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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