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天壇不是帝王的廟堂，而是極“草根”的一個園子。 朋友畢業之后分配到天壇里的工廠總有七年的時間了。七年當中每回小有不順，我都會乘公交輾轉兩個多小時去城東南那個古樹灰墻護衛的院子。 公交車一路“咣當咣當”，穿過城北的通衢大道，穿過老字號和專賣店比肩的珠市口，穿過馬路細若飄帶、路邊店鋪林立的天橋，糖炒栗子、西瓜、晚報的叫賣聲不絕于耳。 邁進朱紅色的西門，市聲消退，空氣也變得清甜起來。一條足有一千米長的柏油馬路一直延展到內壇壇墻，夾道是檜柏、楊樹、槐樹、松柏、杜仲，行行重重的樹，喇叭里裊裊的古樂、遠遠傳來的齋宮鐘聲和人們的京腔打成一片。壇墻上的瓦楞草在冷月或殘陽里勾畫出纖細的剪影。 朋友的單位就在齋宮西南、內壇墻以里。“大煉鋼鐵”時北京的外城墻開始消失，甚至有人提出要“改造故宮”，天壇作為“有保存價值的古建筑”幸免于難，但工廠、苗圃場卻在外壇的西北、東北角甚至內壇安營扎寨。十幾排紅磚砌就的廠房幾十年不變，朋友的宿舍是其中一間，雖然只是一間簡易小平房，可是非常安靜，冬天可聽到落雪的聲音，夏初有布谷鳥的啼鳴，盛夏是蟬聲和槐樹的“沙沙”。 住在里頭，內心的波瀾會慢慢平復，甚至忘記今夕是何年。 天壇占地273萬平方米，是故宮的3倍多，也是北京城內面積最大的以長綠針葉林為主的綠地。為襯托廟堂的莊嚴肅穆，園內遍植古柏。基辛格博士曾經感慨地說，“憑借美國的實力，像祈年殿這樣的建筑，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再造一個，甚至幾個，但是這些古柏卻無法再造。”家住玉蜓橋，在園子里溜達了30多年、退休之后“長”在天壇里的梁老爺子說，公園是“拿樹當祖宗養活”，刮風下雪之后馬上就把折了的樹杈支起來。 1420年的北京還沒有外城。 古代以天為陽、地為陰，以南為陽、北為陰，明成祖朱棣在正陽門東南的郊野里建起天地壇，從《明史》的記載可以想象當年天地壇的建制：“天地壇在正陽門之南左，繚以垣墻，周回十里，中為大祀殿;丹墀東西四壇，以祀日月星辰。大祀殿門外，東西列十二壇，以祀岳、鎮、海、瀆、山川、太歲、風、云、雷、雨、歷代帝王、天下神。東壇末為具服殿，西南為齋宮，西南隅為神樂觀、犧牲所。”天地壇的壇墻南方北圓，象征天圓地方。清朝時候，乾隆對天壇進行了大規模擴建，修齋宮、擴圜丘，改建皇穹宇，改祈谷壇大享殿為祈年殿。近500年的時間里，天壇一直是帝王禁地，到1918年才正式對民眾開放，花銀元一角即可入園游覽。 今天，丹陛橋串連起來的圜丘壇、皇穹宇和祈年殿屬于各地來的觀光客。土著的北京人向南來北往的游客推銷風箏、毽子、繡著京劇臉譜的錢袋。壇墻內外的樹林則是老北京人的天下。 清晨五六點鐘公園一開門，周遭城區的中老年人便絡繹而來，在里頭熱熱鬧鬧地開展他們的土造健身法：打太極拳、踢毽子、耍竹蜻蜓、跳交誼舞、打羽毛球，手腳套上塑料袋在石子小徑上手腳并用地爬行，像棒球的擊球手一樣丟里頭填著黃豆的碩大的沙包，或在杜仲樹林里繞著一棵棵樹疾步走“8”字。一位老先生在松軟的黃土地上支起不銹鋼支架作球門，每個球門上頭綁一個不同顏色的塑料蝴蝶結，口中念念有詞地打門球。兩個扣著棒球帽的老哥們兒合作放風箏，一人端舉風箏的羽翼，一人后退到百步之外放線，態度認真，仿佛在舉行某種儀式，風箏沒上天先就鬧了個滿頭大汗。 打遠瞅，幾個靈巧的身影在傳飛盤，左挪右跳，身姿之矯健讓人以為是十幾歲的少年;走近一看，原來是須發皆白的老頭……祈年門外的小樹林里，六把胡琴又脆又美。琴師一腳撂在小板凳上，墊起腿來當琴凳，架著因經年拉奏而撲簌簌往下掉著竹屑的胡琴，他叼著煙卷，隨著琴弓的往復，肩胛骨順勢游走，仿佛已經成為琴弓的一部分。那唱戲的票友丁字步站得筆直，咿咿呀呀，博得圍觀者一陣口彩。 前幾年，天壇西墻和南墻外頭有很多小胡同。一間小房挨著一間小房，有縫的地方就用碎磚頭舊窗框砌一間小屋。在那些小胡同里走過，隔三岔五會碰到染著黃頭發、穿著肥腿褲、戴著耳環鼻環的“蠱惑仔”。走著走著，斜刺里頭發濕漉漉的胖女人出其不意地潑出一盆臟水，或者哪家的門洞子里惡狗狂吠不止……那些小房的窗戶上也會貼漂亮的紅窗花，韭菜蓮在夏季的墻根底下開得繁茂。那時候朋友愛帶我到一家似乎叫做“聚福居”的飯館吃飯。飯館的老板是一個穿中式對襟大褂的光頭，經常看到他笑瞇瞇地在大堂里“您來了”、“您慢走”地迎來送往，不管你消費幾塊錢，老北京人的謙和厚道全寫在臉上。 現在“聚福居”和周遭的胡同全拆了，有的地方成了綠地，有的地方還不知道要起什么樣的高樓。 梁老爺子坐在天壇的木椅上，像阿甘一樣自言自語：“早起不疊炕也不鎖門，孩子背著一個領著一個，從體育館坐有軌電車到南門，扭答扭答地進來，一玩大半天。晌午餓了，就在公園食堂里吃經濟飯……遍地都是二月蘭，孩子撒歡跑，等到晚晌回家累得沾炕就著。那時候孩子才幾歲兒，現在都是40多歲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