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含義的幾種解讀

哈爾濱，一個只有百年歷史的城市，城市名稱的含義卻撲朔迷離。先后有過“曬網場說”、“阿勒錦說”、“人名說”、“榮譽說”、“羊肩胛骨說”，最后定格為“天鵝說”。最近，哈爾濱日報新聞研究室主任趙力先生，在通讀《吉林通志》等歷史資料的基礎上，提出新的“官渡說”，作為一家之言。 今日哈爾濱 百年哈爾濱地名含義撲朔迷離 在中國大城市中，名稱含義如此撲朔迷離的，只有哈爾濱。 趙力先生是地方史研究的專家，一直關注著哈爾濱地名的爭論，并提出了自己的“官渡說”。 據趙力先生介紹，把哈爾濱地名弄得撲朔迷離的“罪魁禍首”，是俄羅斯采礦工程師阿奈魯特。這位對滿語一無所知的沙俄殖民主義先驅，在他1898年出版的《1896年吉林下航記錄》一書中，這樣說道：“哈爾濱為滿語的‘曬網場’或‘當地某一名大地主人名’的稱謂。”他是怎樣知道這些信息呢?沒有交代。接著，東省特別區東陲商報館在1922年出版的《哈爾濱指南》響應了“曬網場”之說。從此，以訛傳訛，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末。 哈爾濱是曬網場(又叫晾網地)，這一點本不錯。在清朝，松花江的鱘鰉魚和大白魚是朝廷指定的貢品，當地衙門設立官網，指派漁民在江上打魚，并把部分江岸劃為晾網地，供他們休息、耕種、曬網。但是，阿奈魯特憑著想當然，把哈爾濱說成是滿語“曬網場”，就未免失之輕率了。 對阿奈魯特“曬網場說”，首先提出不同意見的是民初學者、吉長報社撰述魏聲和。他在出版于民國二年(1913年)的《吉林地志》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濱江縣，土名哈爾濱。“蒙人以此地草甸平坦，望之如哈喇，蒙語因稱哈喇濱。”這位江蘇漢族人，缺乏東北少數民族語言知識，他的另說，自然就失去了說服力。1922年，東省特別區東陲商報館出版了《哈爾濱指南》，采納了阿奈魯特的“曬網場說”。 1978年，滿族學者關成和振臂一呼，用他的“阿勒錦說”徹底否定了“曬網場說”。“阿勒錦”是滿語，也是它的祖語女真語，一位黑龍江省滿語專家曾翻譯為“公水獺”，后來，有人發現更權威的解釋，即：名譽、榮譽、聲譽等。清朝宗室學者奕賡在《佳夢軒叢著》中解釋為“流芳之芳”。 “阿勒錦”又作“藹建”，見于《金史》，是遼金時代哈爾濱地區生女真人完顏部的一個村莊。公元1096年，金穆宗盈歌曾在那里親自迎接凱旋歸來的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如果此說成立，哈爾濱的歷史可上溯近千年。但是，這一新論太過浪漫，缺少科學的支撐。大家知道，在遼金時代的哈爾濱地區，一度城鎮林立，村屯相望。海陵皇帝遷都燕京，金源內地走向蕭條。接著遭逢元兵侵掠，明代廢棄，清朝封禁，金代的文明傳承基本上徹底切斷。絕大多數城鎮、村莊消失了，就連恢弘的金上京會寧府、軍事重鎮寥悔城，都化作廢墟，漸漸地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一個小小的阿勒錦村何能獨存? 關成和先生的“阿勒錦說”沒有站住腳。 美麗的“天鵝說”成為官方說法 中央大街夜景 趙力說，用一知半解的滿語(及其祖語女真語)知識，來研究哈爾濱名稱的含義，本來就力不從心，而浮躁的學術氛圍，使討論陷入了文人攻訐的泥沼。趙力告訴記者，王禹浪和紀鳳輝是研究地名的熱心學者，他們留給家鄉兩本著作，一本是紀鳳輝的《哈爾濱尋根》，一本是王禹浪的《哈爾濱地名含義揭秘》。文章都充滿激情，也不乏火藥味。最后，王禹浪先生洋洋灑灑的“天鵝說”，成為這場爭論塵埃落定的絕響。 趙力認為，禹浪先生為“天鵝說”作出了很多努力。他把哈爾濱與滿語“天鵝”聯系在一起，充分表現出他熱愛家鄉、熱愛自己民族的潛意識。然而趙力并不認可“天鵝”說。他說：首先，在清代哈爾濱地區，滿語對祖語女真語的繼承，是口語化的。天鵝的女真語直譯漢文“哈爾溫”，與“哈爾濱”不存在任何繼承關系。 其次，清代的官方漢語與宋元明的官方漢語也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也必然反映在對滿語和女真語的翻譯上。比如：“金”，在宋元時代被直譯為“按出虎”或“阿觸滸”，在清代則直譯為“阿什”;“狼”，在宋元時代被直譯為“女奚烈”，在清代則直譯為“鈕祜祿”;“雷”，在宋元時代被直譯為為“阿典”，在清代則直譯為“阿克占”。還有“天鵝”，在宋元時代被直譯為“哈爾溫”，在清代則直譯為“噶魯”。由此可見，我們直接向女真語求證哈爾濱含義，無疑是在緣木求魚。 再次，滿語也存在方言。例如，“雷”的北京滿語發音為“阿克占”，黑龍江滿語發音為“阿個東”。這一點，我們必須給予充分的注意。趙力說，全國最權威的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的專家們，在媒體上保持緘默，是出于治學的嚴謹。 從一些資料中發現，“天鵝”的北京滿語發音為“噶魯”。雙城一帶滿族人的發音是“哈摟兒”，當地的水泉鄉有個村子就叫“哈摟兒窩鋪”。“噶魯”或“哈摟兒”，直接音轉為哈爾濱，似乎不大可能。 趙力說，阿奈魯特在他的《1896年吉林下航記錄》一書中，還說過這樣的話：哈爾濱“或‘當地某一名大地主人名’的稱謂。”他的這句話，一直被人們所忽視。民國以前，用姓氏和人名命名是哈爾濱地區地名的特點之一。對這一規律并不熟悉的阿奈魯特，認為哈爾濱為“當地某一名大地主人名”的稱謂，應當說不是憑空杜撰。但是，我們目前還找不到支持這一說法的佐證。不過，我們也不應該武斷地否定阿奈魯特的“第二說”，萬福麟監修的《黑龍江志稿》記載，這一帶少數民族中有姓“哈勒斌”的，“哈勒斌”與哈爾濱土語發音完全一致。我們不能排除這一可能。 在王禹浪《哈爾濱地名含義揭秘》一書中，影印了一張彌足珍貴的清末《黑龍江輿地圖》，上面標有“哈爾濱”、“大哈爾濱”、“小哈爾濱”三個地名。這就使哈爾濱這個名字更加撲朔迷離。 王禹浪先生認為，“《黑龍江輿地圖》中所標注的‘大哈爾濱’、‘小哈爾濱’，民國以后則被轉寫成‘大嘎拉哈’、‘小嘎拉哈’。”“嘎拉哈”是滿語，就是豬、羊、牛的膝蓋骨，“搋嘎拉哈”是滿族女孩最喜歡的游戲。但是嘎哈不是嘎拉哈，嘎哈是滿語“烏鴉”的意思。 趙力說，為了尋找這兩個地名，他認真查閱了《吉林通志》——這是有清以來，經過長期準備，修于光緒十七年(1891年)、付梓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的吉林省第一部官修的省志。在《輿地志》中找到了大、小“嘎哈”。其《輿地志——賓州廳》(當時阿什河中下游均隸屬于賓州廳)載：正西迤北距廳“一百一十八里鑲紅旗屯，一百二十二里達子營屯，一百三十里小嘎哈屯(即今阿城區小嘎哈屯)，一百三十三里楊木林屯，一百三十五里義興泉屯，一百三十六里馬家店屯，一百四十里趙家崴子，一百四十五里大嘎哈屯(即今成高子鎮)，一百五十里摩琳街(即今莫力街)……” 鑒于記載詳備的《輿地志》沒有出現大、小哈爾濱和大、小嘎拉哈，以及以地望珍之，可以斷定大、小嘎哈，就是大、小嘎拉哈和大、小哈爾濱。 《吉林通志》的“官渡口” 哈爾濱的含義到底是什么?有人說是小漁村，有人說是小集鎮，都來自于想當然或道聽途說。趙力根據《吉林通志》的相關記載，提出“官渡”說。趙力告訴記者，自己的研究不是想否定誰，而是提出一種更接近事實的說法，讓專家們參考。 哈爾濱龍塔 光緒十七年，哈爾濱地區(其中馬廠甸子屯、拉拉屯以東歸賓州廳管轄)隸屬于雙城廳，是雙城的偏遠鄉村。令人奇怪的是，村鎮記載甚詳的《吉林通志》，在雙城廳下卻沒有哈爾濱的名字，在那個方位上出現的地名標志是“官渡口”。 《輿地志-疆域中-雙城廳》：“正北迤東距廳(今雙城市雙城鎮)……九十里登李屯，九十五里陳家洼子屯(今道里區新發鎮五一村陳家洼子屯)，一百里大亮子屯，一百一十里古家窩鋪，一百二十里長溝子屯，有松花江官渡口，通黑龍江呼蘭廳路”。 《輿地志-疆域中-賓州廳》也如此：“西北距廳(今賓縣賓州鎮)……一百四十里偏臉子屯，一百四十五里石人溝屯，一百四十八里荒山嘴子集，迤北十余里，有松花江呼蘭河口、官渡口，通黑龍江呼蘭廳等路，一百五十里馬廠甸子屯，迤北一百五十三里孫家屯”。 上面的一些地方，有的還在，有的已淹沒于都市中。趙力先生曾到《輿地志》中出現的村莊實地考證，得出的結論：“官渡口”就在今天的防洪紀念塔下，中央大街就是當年官渡口的棧道。 趙力說，為什么史官沒有在雙城廳下標明哈爾濱船口?用疏漏來解釋，顯然是不客觀的。我認為有這樣一種解釋還可以說得通，那這就是“哈爾濱船口”為漢語“官渡口”的滿漢合璧詞組。 “滿漢合璧”——花名用滿語，屬性用漢語，是哈爾濱地區地名的一個重要規律，也是滿族文化與漢族文化交融的體現。比如松花江，松花，是滿語;江是漢語。阿拉楚喀城，阿拉楚喀是滿語，城是漢語。呼蘭縣，呼蘭是滿語，縣是漢語，等等。 如此，“哈爾濱”的“哈爾”，應該是滿語，它是什么意思呢?據老前輩金啟孮先生在富裕縣三家子屯收集的地方滿語單詞，“官”的發音為“哈楞”(北京滿語發音為“哈番”)，特別近似哈爾濱的土語發音“哈拉”。“濱”是漢語文言“津”的音轉，即渡口。這在《金史》上可以找出類似的佐證，《臘醅、麻產傳》中，有一個渡口叫“妒骨魯津”，大致方位就在今天哈爾濱沿江南岸。 如此，趙力提出新的哈爾濱地名含義觀點——“官渡說”。 趙力告訴記者，最近，他意外地得到俄羅斯人寫于19世紀初的一篇紀實文章《初到哈爾濱》。有幾段話很有意思： 哈爾濱這個名稱，就其起源有多種說法。哈爾濱沒有有關它的漢文記載，只不過是根據發音而寫出來的。它來自滿語，意為“淺灘”、“渡口”。 趙力認為，“渡口”的記錄是接近正確的。 趙力說，按照1900年出版的官修的《吉林通志》記載，官渡口的位置在“長溝子村”下游附近，又說長溝子是駐軍的“卡倫”，俄羅斯人也看見了，稱之為江畔清兵營盤。 《初到哈爾濱》原文寫到：“4月12日，我們幾個人在希德洛夫斯基帶領下，乘坐騎去松花江邊。在高崗的邊緣，即后來稱之為新市街的地方，困惑使我們停在那里。眼前很遠的地方，可見到松花江及沿江狹窄的高地，可以看清一座炮臺。后來建成的松花江火磨就在炮臺的位置。現市立公園還有幾座草房，傅家店也無非是有三五座草房的小村子。在沿江高地和高崗之間是一片廣闊的生長蘆葦的水面，其間露出滿是荒草的小島。路在哪里?翻譯向在田間耕作并以極大的興趣注視著我們的中國農民問路。這些莊稼人告訴我們，沿高崗向東才能下坡并找到去江邊的路。路上盡是水洼地，但畢竟把我們引到江邊高地。” 這些表述是客觀的，《吉林通志》也反映了當時的荒涼，1900年，哈爾濱從西河溝到道外一帶，只有長溝子屯、馬廠甸子屯。顧鄉、正陽河、傅家店、四家子均沒記錄。俄羅斯人的“別無選擇”，也間接地告訴我們，當時根本不存在“哈爾濱村”，沒辦法，他們只好到比較近的香坊燒鍋駐扎。俄羅斯人的這個說法，與《吉林通志》吻合。 趙力說，最近他讀到了俄羅斯人拉麗薩·克拉夫琴科1989年撰寫的文章《追溯哈爾濱的由來》，文中利用了大量俄羅斯人記述的資料，對哈爾濱“官渡說”有所補正。文章說：“有一種觀點，認為它是滿語，意思是‘渡口’。從本質上講也合乎邏輯，因為什德洛夫斯基選擇這個地方建橋……”1896年，俄羅斯旅行家阿涅爾特·埃·埃在滿洲河流域游歷，之后記錄到：“哈奧濱是阿城市(即阿勒楚喀城)的碼頭。”俄羅斯人頭一個單詞發音不準確，因此在俗語和公文中開始把指揮基地稱為哈爾濱。 趙力說，俄羅斯人的這些記述，客觀上對他的“官渡”說給予了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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